菲尔曼编纂的著名教科书试图建构罗马私法的现代体系，他将主观权利进行分类：人身权（jus in persona）、物权（jus in rebus）和债权（jus ad res）。

司法政策不仅对法官的行为有规范和约束作用,对其他社会主体的行为也会起到规范引领作用。法院审判执行案件的公正和效率也需要寻求平衡。

通过不断的检讨和反思,使政策更加完善,使政策的执行更加精准,让司法政策的功能发挥得更加充分。这里的势不仅是指形势,还包括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管理者和相关社会主体的关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这些政策需要调整,可以施行新的政策,采取新的办法。这个选择应当是根据形势的不断变化做出的最佳选择。司法政策的特征与功能 司法政策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制定主体的多样性、多元性

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时候不能突破法律底线,不能用政策改变法律,必须坚守法律底线。最高人民法院基本每5年提出较为总体和宏观的司法政策,是因为形势发生了变化,需要回应新的形势和任务。[76] 尽管英国目前还采用的是合理原则与比例原则并行的双轨制，即比例原则主要适用于涉及限制公民权利的案件，其他案件仍采用合理原则，但建立单一的以比例原则为唯一基础的公法违法标准得到英国司法系统一些官员的强烈支持。

徐立业诉南宁市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桂行终976号和（2018）桂行终977号行政判决书。如果符合此条件，达到目的的手段还必须适当，并且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审查这些行政规范的目的正当性，能有效监督行政当局，改善民主质量。据笔者了解，一是美国学界虽然也在讨论比例原则，但司法实践鲜少应用这一原则，他们仍然采用前文所述的合理原则。

指导案例30号[30]和指导案例15号[31]是其典型。其结果是国家行政对公民自由的侵犯只能在符合法律目的的情况下，在必要限度内以最小侵害的手段为之。

③对权利或自由的限制不能超过所要实现目的的必要限度。当事人反复多次提起琐碎的、轻率的、相同的或者类似的诉讼请求，或者明知无正当理由而反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对其起诉严格依法审查，对于缺乏诉的利益、目的不当、有悖诚信的起诉行为……。朱思懿：‘滥用职权的行政法释义建构, 《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5期，第109-121页。五、目的正当性理想归宿的选定 上文在否定将目的正当性归入比例原则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证明了应将其归入诚信原则的必要和可能。

目的正当性判断是依据基准对评价对象的评价过程，或者正当或者不正当，非此即彼，没有裁量余地。另外，合理原则并未在实践中退出我国行政法领域，还有待法律界逐渐形成共识。如前文介绍的公报案例陆红霞案之裁判理由即指出：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实施诉讼行为、行使诉讼权利必须遵守伦理道德，诚实守诺，并在不损害对方合法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利益。[17]如在1773年的Leaderv. Maxon案中，韦平铺路委员会为了使街道某地段路面倾斜，他们把街道另一端的地面提升了6尺，因而遮蔽了原告的门窗，法院认为：委员们粗暴地超越了他们的权限，对他们的权力应有合理的解释。

[83]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国法院已将比例原则作为认定明显不当的法律依据而非诚信原则。[22]威廉·韦德在另一处还指出：合理原则成为了一个概括性极强的大标题，其所涵盖的不仅仅是单纯的荒诞或者反复无常的情形，还囊括了非法的动机和目的、被统称为‘不相关的考虑的一系列错误。

[5]2014年，刘权则专门撰文提出：应当完善比例原则的逻辑结构，将目的正当性原则作为比例原则的第一部分，即完整的比例原则应当包括四个部分：目的正当性原则、适当性原则、最小损害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从以下几点来看，行政目的正当性属于合法性判断而非合理性判断，即行政目的违反法律目的或者不正当本质上属于违法而非不当。

骚扰、泄愤、盲目、重复、琐碎性质的起诉显然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54]除了上述三点，独立位阶说提出的其他理由，如从实质法治角度的论述，从实现实质正义和保障人权的论述，从促进民主反思和改善民主质量的论述，过于宏观和抽象，给人似是而非的感觉。[36]《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1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行政法上，基于滥用职权与明显不当审查功能分化的需要以及目的正当性判断的功能属性，将行政目的正当性要求归入比例原则并不妥当。从文义看，比例原则是对行政行为之目的与手段关系的客观性要求，诚信原则则正好是对行政主体内在动机的主观性要求。[8]除了蒋红珍，许玉镇在界定比例原则内涵时，也在适当性子原则中包含了目的正当性。

[18]直到1948年的温斯伯里案, [19]这一原则才得到经典阐述。这就如同依据比例原则评价行政裁量的合理性，结果只能是合理或者不合理，不能说这一评价过程还具有裁量性，从而用比例原则再次加以衡量。

既然行政目的的设定与判断不具有裁量性且本质上属于合法性判断，就不应将其归入对裁量性行政行为进行合理性评价的比例原则，而应归入诚信原则。在罗马法中，与目的正当性类似的善意已经成为诚信原则的核心要求。

[56]相关观点大致可分为主观判断说客观判断说和主客观结合说三种。闫尔宝在该年出版的《行政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一书中认为，诚信原则之善意、真诚要求，对行政机关提出的首要要求是行政职权的运用须以维护公共利益作为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这种意见同样主张将目的正当性纳入比例原则，但反对将其作为独立的子原则，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审查环节并入适当性原则中，即在确认比例原则需包含对目的论审查的前提下，仅仅保留其作为审查环节的地位。[66]（德）伯恩·魏徳士：《法理学》，丁小春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页。上述行为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7] 除上述意见，新近国内对四阶理论还提出了一种修正意见。

英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指出，合理原则涵盖了防止权利被滥用的数项规则。在指导案例30号中，法院指出，天津小拇指公司主观上明显具有‘搭便车及攀附他人商誉的意图, 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具有不正当性。

[3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最高法行申6738号。即便行政主体是出于恶意，若行政行为在客观效果上歪打正着、合法合理，法律也在所不问。

例如，第154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40]目的正当性审查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既不得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谋取个人或单位私利，也不得出于恶意或敌意而假借公共利益之名任意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考察我国司法实践同样可以看出，在法官内心，善意是诚信原则不可或缺的内容，不论私法还是公法，概莫能外。在邱爱东、汤俩伟诉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38]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要承认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 [65]另一方面要坚守规范目的是一切解释的重要目标……任何解释都应当有助于实现规范内容所追求的规范目的。

（日）近江幸治：《民法讲义》，渠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主观诚信可以说是对善的表达，是勿害他人的内心状态，可以是不知，也可以是错误，还可以是对其行为符合法律或者道德的个人确认。

来源：《中外法学》2021年第4期。第三，哪怕是史密斯和格雷迪案所提出的强化审查标准，[73]也并不必然与对人权的保护相适应。

这集中体现在行政目的不当对于裁量不当行政行为的作用效果上。嘉善双赢轴承厂诉嘉善县干窑镇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行申219号行政裁定书。